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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板庞麦郎

2019-01-16

导演贾樟柯曾为《我的滑板鞋》哭泣,说这首歌有一种准确的孤独。庞麦郎因为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也一度回家锄草、喂猪。庞麦郎莽撞地冲击阶层和命运,却被人们当成笑话景观。这种孤独寒彻入骨。

故事时间:2015-2019年

故事地点:陕西西安

2015年秋天,我和庞麦郎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陕西人民医院背后的一家商场。庞麦郎穿着棒球服、牛仔裤,脚踩英伦皮鞋,聊天时,他会盯着正前方的一小团空气,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那时,他刚刚从舆论漩涡里抽身出来,状态不佳。《我的滑板鞋》热潮退却,媒体报道《惊惶庞麦郎》又将他刻画为一个“狡黠、善变、惊惶的人”,一波三折,巅峰的时刻过去了。他想重整旗鼓。

他说要办个人演唱会,必须是专场。我找人,将场地从200万一场的省体育馆置换成了西安城郊的一个体育场,结果,他不愿出场地费,也没企业愿意赞助。朋友建议说,可以去Live House(小型现场演出,多针对一些地下乐队),全国巡演,庞麦郎也同意。

同事一再提醒我,庞麦郎很土,唱歌严重跑调。我还是决定和庞麦郎搭伙。音乐巡演可以全国各地走,我刚好有人脉可以敲定场地,庞麦郎热度尚存,专心负责唱歌,票房收入不至于太差。

我就这样成了庞麦郎的经纪人。

庞麦郎说自己的偶像是迈克尔·杰克逊。我告诉他,迈克尔·杰克逊建立了梦幻庄园,对全世界的孩子免费开放。庞麦郎感到很新奇,他说自己也想建立一个王国,把全世界的孤儿和老人都安置在那里。

为准备演出,我们添置了20多套演出服装,庞麦郎把直发烫成他最喜爱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卷发。做完头发的庞麦郎心情大好,觉得自己“年轻、时尚、国际范”,一起吃一顿肯德基或麦当劳他就很开心,认为外国人都吃这个。

作者图 | 陪庞麦郎去理发

从理发店出来,我们一起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庞麦郎步伐轻快,九分裤裤脚下露出纤细的脚踝,他说,“作为一个舞者,有月光的话我们就要跳舞”。

这源于《我的滑板鞋》中的歌词。25岁之前,他一直住在汉中市宁强县的南沙河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他一直梦想拥有一双自己的滑板鞋。他从小就喜欢哼唱,自己写的歌词记满了笔记本。等到2008年,他去汉中市区念高中,终于在一家专卖店找到一双心仪的红色平底鞋。

巡演名称最终确定为“旧金属绝版演唱会”,我负责联系场地、沟通价钱和时间、安排衣食住行,他负责唱歌。第一场演出在杭州酒球会,现场来了200多人,非常热闹。《我的滑板鞋》前奏响起时,台下观众的合唱和欢呼声甚至淹没了庞麦郎的声音。

我被热烈的气氛感染,站在后台捂着脸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背着蛇皮袋离开大山,搭车走进城市的样子。我们都来自底层,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音乐训练,他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庞麦郎有一次打动了我。在演出城市的机场值机,我在座位上看书,他突然站起来,走到饮水机的位置,一个看上去六七岁的小孩子一直在附近走来走去,原来孩子要喝水,自己够不到饮水机上的一次性纸杯。庞麦郎帮他接了一杯水,小孩喝完后,又喝了一杯。庞麦郎摸了一下他的头,领着他去找他的家人,回来后什么也没说。


我们合作的前半年,巡演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票房成绩不错,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月赚到二十多万。 

杭州首场演出有一个小插曲,为了能让庞麦郎跟上伴奏,我放了带人声的伴奏带。第二天,“庞麦郎假唱”的新闻爆出,我让庞麦郎发个声明澄清一下,他说,“我们不要管那些人,我们把现场做好就行”。

他确实喜欢音乐,喜欢近乎到偏执。对于那些否定的声音,他的态度是:我唱我的,你们骂你们的,我们互不影响。 

但庞麦郎顽固、自我的那一面,也让巡演产生了许多波折。李达曾将庞麦郎介绍给不少媒体人,他说,庞麦郎在25岁之前一直在闭塞的大山里长大,他像是现代社会的闯入者,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规则。 

他要求自己的演唱会(在他心中演唱会就要在“大型体育场”,他一直把live house称为演唱会)必须是专场,不能有人与他同台,商演时不能播放广告,认为这是在利用他的名气赚钱。可是别人花钱请你不就是为了宣传产品继而赚钱吗? 

他还要求舞台上必须要有八位舞伴,他有首歌叫《金发女郎》,演出这首歌必须找外国模特。但一些Live House场地比较小,舞台上放不下八个舞伴,我和他说,最多只能找来六个,他同意了,还敲定了最漂亮的模特伴舞。等到实际演出时,台上只有四个舞伴,不过沉溺于演出的他,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 

他最关心票房,预售少于50张,就要取消演出。到后来,我们每场演出的票房基本上在二三十人。演出合同都已经签了,我向他解释商业规则,他不听,我只能跟他说如果违约,要赔百万违约金,他才不再轻言取消。

慢慢地,我掌握了和他谈判的技巧,只是过程依旧煎熬。起初,一个陕西老乡和我一起劝他,后来老乡跟我摊牌说:晓白,往后你就辛苦些。后来,老乡就和我们断了往来。


进入2016年下半年,巡演开始难以为继,除了沿海大城市,大部分中国本土观众并不热衷在live house看演出。当然,庞麦郎的热度下降,买票的观众越来越少。

出场费从上万下降到几千,给安排住宿、交通的场地方也越来越少,出行从飞机、高铁降级到火车硬卧。我开始用支付宝花呗支付巡演过程中需要的账单,他那边也不好过,赚了钱,要攒着拿来给新歌编曲制作。 

庞麦郎的手机在天津巡演中丢掉,我们一起去买了一台iphone系列里比较便宜的SE。直到现在,我自己还用着Iphone5S。拼命跑巡演,我们经常一出去就是两个月,女朋友酸我说,干脆和庞麦郎在一起吧。于是,我和她分手了。

2017年中期,为了赶上去北京演出,我们凌晨出发,坐16个小时的硬卧。抵达后,在高温的北京,走了5个小时,找到一家价格低于400的酒店。怕迟到,我们坐摩的从住处赶到一号线地铁站,摩的师傅开价10块,我抓紧时间讨价还价,“8块吧,师傅”。他坐在旁边,脊背挺直,一言不发,竭力维持着自己作为歌手的仪态。

作者图 | 我和庞麦郎在北京

那场演出去掉场地费后,我们只拿到了1650块。我给他报销了火车票和住宿费,把剩下的600块给他,他坐在单人床的边缘,赌气地将钱扔在地上。

大多数时间,我们的巡演收入状况就是如此。但他还是很坚持,巡演能继续下去,百分之八十的力量其实是他给的。庞麦郎像是游戏中的小人,他只怀抱着一个任务“唱歌”,就能一路通关。他对音乐的认真程度,超过了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

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奇葩说》等都邀请过他,我劝他试试,找找出路,他不同意。首先,他想要专场做演出;其次,他抗拒上电视节目。

在他刚成名时,有几家电视台曝光了他的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他一直觉得电视台会恶搞他,抹黑他的形象。有短视频平台邀请我们入驻做直播,我跟对方都谈好了,快开拍时他说不来了。

媒体报道留下的阴影,使得他很难再信任别人。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上电视、拍短视频、做直播,能顺顺畅畅地收获名利,他就是觉得危险重重。我试着联系过翻唱他歌曲的华晨宇、萧敬腾,还有一些微博大V,希望这些歌手在借助这首歌收获好评的同时,也帮助一下庞麦郎,但无人回应。

庞麦郎依旧在写歌。一些歌我觉得不错,但大部分我也不太能接受,更不用说歌迷和市场。他不断地告诉我,歌曲制作要提高品质,新专辑要好好宣传。这些都需要钱。 

最多的时候,庞麦郎的卡里曾有200万现金,而现在他正在山穷水尽。巡演票房一跌到底,有些城市一场只有几个人,收入惨淡,临时取消的巡演也越来越多。我既要照顾他的生活和心情,还要赔钱,一切都让人厌倦。

这个时候,庞麦郎却在朋友圈宣传之前取消的演出。我找到负责人对质,对方说庞麦郎本人亲自给他们打电话,要继续演出,只是往后推迟了日期。

作为搭档,我被绕开了。有一场演出是他自己联系的,他不满票房,提前一两天通知场地方取消演出,场地方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圈里的朋友过来问我,是不是你干的?我成了阻扰巡演的那个坏人。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东郭先生,搭救了一头怎么也喂不饱的狼。

我努力劝服自己,是和庞麦郎在一条船上,我帮他也是在帮自己。不奏效,我只能安慰自己,这一切只是他想多赚点钱做音乐,一首歌2万元的制作费太贵。

2018年初,庞麦郎出了几首新歌,我自己也出了几首歌曲,还在和朋友一起宣传环保。我告诉庞麦郎,我可以继续帮他安排巡演,但我也要上台演出。他爽快答应了。

庞麦郎2018年沿海20多个城市的巡演,我一直陪着他。他演唱完准备的曲目,我会上台唱自己的歌,做一个短暂的环保主题的演讲,提倡大家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台下应者寥寥。 

作者图 | 我和庞麦郎在台上

经济越来越窘迫,我靠着花呗额度勉强维持着。2018年中旬,贵州站的巡演,我们在酒店前台支付费用,400块的房费,我的银行卡显示余额不足,庞麦郎说他也没有钱,我只能找弟弟临时转账。我们买完火车票,说好一起去下一场演出,日期临近,他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没接,微信也不回。最后,我试着把场地方的联系方式发给庞麦郎,他才回复:“OK”。

或许,他是想独自去演出,不想跟我平摊原本就不多的收入。他只是想生活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或者拿这些钱制作自己的新歌。我不怪他。

我决定不再跟随他去巡演。我感到痛苦,外界的误解和内心的质疑接踵而至。一度,我尝试用水果刀了结自己,疼痛感袭来,才如梦初醒般停止动作。

接受媒体访问时,我曾提及庞麦郎经济上的困境,想要通过做直播、拍短视频等赚钱,结果媒体的文章将我描绘成一个唯利是图、精于算计的人,潜伏在庞麦郎身边伺机搞钱。

还有一些歌迷将我们俩的关系形容为堂吉诃德和桑丘,这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人物。故事中,不管堂吉诃德多么荒唐,桑丘始终务实而忠诚地站在他身后。然而这三年,每次被他的偏执、自我、出尔反尔气到,以及花呗还款日临近时,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傻子。


我问过庞麦郎,会不会放弃音乐。他说不会。“大家都很喜欢我的音乐啊,我不会放弃的”。他发了新歌,底下评论“一开口就知道他还是那个他”。我清楚,一些人不是为了他的音乐来听歌的,他们来,只是为了看一个人的笑话。 

很多回巡演,庞麦郎都会请求现场工作人员,尽量让他多排练一下,以求动作能够标准一点。可每当音乐响起,稀稀拉拉的观众多数都是聊天玩手机,只是在特定环节,高喊几嗓子“摩擦摩擦摩擦”。我坐在舞台台阶上,想这就是一场合谋,只要台下有观众将镜头对准他,他就会照着他们预期的怪异桥段一直演下去。

我准备离开庞麦郎,但我们还是朋友。没有演出机会时,他回到村子里,锄草、喂猪,干各种农活。村子里经常停电,一停就是两三天,他用着被年轻人淘汰的IphoneSE,没有充电宝,停电的时候,就只能失联。

我给庞麦郎发微信,“你在家吗?我去你家玩吧。”庞麦郎回:“好的”。一个月后再问庞麦郎,庞麦郎回:“OK”。直到现在,他内心依旧抗拒别人拜访他的家,哪怕这个人是我。他会提醒父母远离一些媒体、记者、甚至家族里的一些亲戚,有人靠近,他要花很长时间考量这个人的意图。 

庞麦郎曾在日记本里给全国城市取过英文名,他自己的英文名也很长,孟加拉斯图·加什比克·什尼亚克·约瑟翰·庞麦郎。其中,孟加拉斯图就是陕西,汉中叫“加什比克”,老家的宁强县被称为“汉克顿尔”。

我从西安坐高铁到汉中转三趟车,六小时后,我抵达了他的汉克顿尔。 村里人说,庞麦郎从小就不爱说话,独来独往。听说我来找他,会冒出一句“大明星啊!”他们神色怪异,相视而笑,像是在分享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 

路边的田地里竖着捆好的稻草,庞麦郎家中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没有院墙,院子一边是猪圈,另一边是放农具的小仓库,在家里,庞麦郎跟其他村民无异。冷清但依旧被瞩目的歌手现场,平静却清贫的农民生活,这是庞麦郎的平行世界。

作者图 | 庞麦郎在演出现场

走红之前,他曾在媒体面前说自己是台湾基隆人,九零后,否认同这座农家院与父母的关系。他撒了一个谎,不得不接着撒一百个谎将谎言进行下去。直到有媒体找到他家里,他惊慌失措,躲起来,告诉父母说“就说你们不认识我”。

我问他,能不能真实一点?庞麦郎反问我:如果我说我是个农民,在农村喂猪,还会有人找我做演出吗? 

庞麦郎不在家,他的母亲温和朴素,接到儿子的电话,她呼唤丈夫,“老庞,明涛的电话”。庞明涛是庞麦郎的本名,他的父亲转开脸,似乎连儿子的名字也不愿听见。在农村,三十多岁,不成家,没有稳定的工作,他的父亲也觉得儿子是个怪物吧。 

我们把见面地点约在镇上的一条河边,这是庞麦郎小时候常来打水漂的地方。庞麦郎站在路边,看见我来了,远远地挥起双臂。久别重逢,他热情地回应着我,只是不肯看我的眼睛。

天慢慢地黑了。

庞麦郎家睡不下,我们晚上住镇上的旅馆。在镇上,他带我吃了宁强特产热米皮和核桃馍,核桃馍焦糖色,手掌大小,我曾经计划,让庞麦郎代言这款核桃馍,利用庞麦郎的名气,开一家庞麦郎小吃店,来赚取演出需要的经费。 

当然这个计划,和他想要真正成为明星的梦想,都没有成形。

我曾经问过庞麦郎一个问题,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他说因为企鹅有翅膀,企鹅有翅膀,能飞到天上,北极熊就吃不到。

我告诉他,是因为北极熊在北极,企鹅在南极。这是常识。他说,哦。

后来我问了他相同的问题,你现在觉得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他还是认为企鹅有翅膀。我再想向他解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口述 白晓,曾为庞麦郎经纪人

撰文 崔玉敏,真故编辑




延伸阅读一

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过气网红”的双面人生

本文转载自2018年9月8日“谷雨计划”,作者:顶崖,不代表《财经国家周刊》观点。


即使是最红的时候,小镇青年们都不曾真正掌握过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值得欣慰的是,在这部以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为主角的纪录片中,小镇青年们终于能够表达期待与需求。

你知道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纪录片《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在开头问道。

来到大城市谋生的小镇青年,多数默默无闻,虽然也有极少数“幸运儿”机缘巧合一夜之间变成“网红”,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迅速消失在互联网的洪流中。

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家族创始人,就是这“极少数”中的“绝大多数”。他们获得过“光荣与梦想”的眷顾,也遭受过质疑、嘲讽甚至谩骂。爆红之后,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很快就被遗忘了。

纪录片《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海报。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范雨素曾对导演邢维说:“整个新闻媒体都是由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这句话暗合邢维拍摄此片的初衷。他深知像自己这样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立足,乃是小镇青年们“改变命运”最主流的方式。从庞麦郎、杀马特和范雨素身上,他或多或少能看见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影子。

与此同时,“从未偏离过轨道”的他,除了共鸣之外更好奇: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小镇青年,从城市赋予他们的荣光中真正得到了什么?此刻又在经历着怎样的人生?


被“表达”的庞麦郎

晚上11点,西安火车站拥挤的候车室里,庞麦郎背着书包,拎着几瓶矿泉水,去搭乘K4630次列车。他和朋友白晓白要坐16个小时硬卧到北京,举办第40场个人演唱会。

在火车上,庞麦郎跟同车厢的人聊起《我的滑板鞋》,一位年轻的旅客说:“听过,但不知道谁唱的。”她拿出手机,查到曾经那位席卷互联网的“明星”,再对照眼前这位身材瘦弱、头发卷曲、面露疲惫,和自己一样在卧铺车厢里发呆的男子,上下打量了一番,“还真是!”

约瑟翰·庞麦郎《我的滑板鞋》MV。

2015年年初《人物》杂志刊发《惊惶庞麦郎》,文中的庞麦郎落魄邋遢,脾气古怪,喜怒无常,言语之间毫无逻辑,却力图摆出一副大明星的架子。

虽然文章作者在当时遭受了不少非议,但不得不说字里行间略带戏谑的描绘,迎合了许多人心中的那个庞麦郎,或者说,是许多人心中期待的庞麦郎。

“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2014年,《我的滑板鞋》传唱于大街小巷,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演唱风格都称得上“非主流”。

由此,人们知道了这么一个人——他的双颊带着常年日晒留下的浅色红印,穿着颜色鲜艳的西装和皮鞋,操着乡音忘情歌唱。

这样的一个人,究竟是“屌丝”逆袭,还是“跳梁小丑”?

面对聚光灯,庞麦郎的形象似乎更符合后者。他的手和嘴总以一种略显夸张的节奏运动着;他语无伦次,一遍遍用单薄的语言强调“国际化”“时尚”,甚至用浓浓的陕西口音说自己“是台湾人,在基隆长大”。

于是人们更加兴奋。他的一切行为都符合“跳梁小丑”的设定,看似逆袭的他仍难以摆脱卑微的内里,这仿佛就是一个笑柄该有的样子。

庞麦郎逃走了,他发誓再也不去北京。

如今,他在全国各地的live house做演出,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挣钱。庞麦郎拒绝做薪酬更高的夜场歌手,因为他认为自己曾是个明星,有过让世人传唱的作品,而且不少其他明星都翻唱过他的歌。只是他不愿也不敢去北京,害怕与他有合约纠纷的公司会来找他麻烦。

这一次,朋友白晓白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北京有更多机会,至少是更高的票房收入。庞麦郎动了心。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庞麦郎决定动身去北京演出。

来到北京后,他们花了5个小时比对价格,找到朝阳区管庄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演出当天,他们先从宾馆坐三轮车到地铁站,又坐了2个半小时地铁来到位于北京大学东门站附近的一个小酒吧。

晚上,在稀稀落落的观众面前,庞麦郎穿着红色的西装站在烟雾缭绕的灯光下,双手抓着麦克风,身体努力向前倾,用力歌唱:“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粉丝兴奋地与他和声,和他一起手舞足蹈。

这时的庞麦郎没有了媒体围攻时的局促,他乐在其中,仿佛身处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的舞台。

不过他很快就感到了失望。此次演出一共收入4300元,扣去场地费2800元,他们只拿到了1500元。庞麦郎又一次感受到了北京的不公,“北京就是这样子”,“死心塌地了吧?”他对白晓白说。之后,他们赶末班地铁回宾馆,并在第二天下午乘火车返回西安。

庞麦郎曾将媒体视为自己的宣传阵地,也曾对其中充斥的嘲讽和谩骂避之不及。而如今,除了对坐三轮车去演唱会这种不符合大明星身份的片段举动抱有不满,他也逐渐接受了自己在镜头中的失落时刻。

庞麦郎的确偏激,但他的偏激具有两面性,他会在乘火车前给朋友买好水和泡面,也会因一时的不如意就拒人于千里之外。

“那是一个夜晚我离开了故乡,那是一个夜晚我在海角天涯,可否告诉我我憧憬的未来和现实有多远,可否告诉我我期待的未来是否已经转变。”

结束拍摄后的某个晚上,邢维睡前单曲循环庞麦郎的《我将停留在哪里》。他从庞麦郎粗糙的呐喊中听出了小镇青年怀念故乡却回不去的感觉,这是科班出身的职业歌手无法诠释的独特韵味。

庞麦郎对自己的坚持,在很多人看来是自不量力的,但邢维理解了他的执着。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

从现实层面来看,庞麦郎身材瘦弱,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无法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这一番喧嚣过后可以用唱歌来谋生,这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种更好的选择。鲜少有人拥有庞麦郎这种执着,也鲜少有人注意到梦想给了他很多回馈。

不善表达,却集自卑与骄傲于一身的庞麦郎,如今在留给公众的印象中有多少是自己真正想要呈现的?又有多少是公众对他的“词不达意”所进行的发挥与联想?

就像庞麦郎的朋友白晓白所说,“当你真的愿意去想这个人是否有你的影子的时候,他确实有你的影子。”也许,当众人在消费庞麦郎的时候,他们正是在表达自己。


不能被“绑架”的范雨素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刷屏朋友圈,一个育儿嫂质朴、温和却又发人深省的文字打动了很多人。一时间,媒体、学者、社会团体纷纷来到皮村寻找范雨素。

相比庞麦郎,范雨素具有很高的文字素养,言语间也能显露出她平时阅读面之广泛。面对聚光灯,她可能不了解出镜技巧,但也不至于太过局促。

然而,范雨素没有接受被包装成打工群体的发言人,或一位打破固化阶层的励志女性。她和庞麦郎一样选择了“逃跑”,躲开一切想要找到她的人。

邢维至今都感叹自己能成功采访到范雨素实属不易。当时打听到范雨素的联系方式后,他给范雨素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短信的具体内容邢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语言比较文学,不是大白话”。

两三天后,范雨素回信约他见面。后来他曾问范雨素为什么愿意接受他的采访,范雨素的答案是,她在看到那条短信时,感受到了物理学上量子的相互吸引。那时范雨素正在创作一部科幻作品,基于自学的量子力学和波粒二象性。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

范雨素是一个靠阅读完成自我教育的人,她有着令人咋舌的阅读量和涉猎面。在皮村文学小组十几人的小课堂上,只有范雨素能和大学教授们频繁互动。一位来讲课的北大文学教授说,“她可能比我这种文学博士,对于纯文学的阅读量都要大。”

休息日,范雨素带着买菜的小拖车去潘家园旧书市场买书,在一家小书摊,她相中了一套86本的文史知识丛书。经历一番讨价还价,她以合乎心意的价格成功买下书籍,脸上露出快乐而满足的神色。

“一本只合一块二毛钱,白捡。”那是平时精打细算惯了的人常有的、如捡了宝贝一般的表情。她自嘲说,“每天我看见什么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过这种很俗气的日子。”

而“俗气”的范雨素却知道自己读书所求的是什么。“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出名可能是她无法预料和选择的“对与错”,是否融入这场洪流则完全取决于她自己。

她拒绝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之下,拒绝被称为“大隐隐于市的文字精灵”,拒绝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或打工文学的代言人,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绑架我”。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仍将沿着原先的轨道前行,一篇十万加的文字并不能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现在,皮村的街上没多少人认识她,房东不会因为她是范雨素就降低房租,她依旧“每天又穷又破”。她略带戏谑地说,“出名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你们媒体知道。”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

谁是范雨素?不同于单纯地研究一位作家,媒体记者和知识精英们并不大关注这位创作者的文风和个性。范雨素的出现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范雨素”变成了一个被赋予无限阐释意义的集合名词。

而真正的范雨素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育儿嫂,住在破败的出租屋里,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写作,她不愿代表任何人。

在皮村的阅览室里,范雨素展示了她正在创作的科幻小说手稿。她介绍创作进度时,所使用的量词依旧质朴——“全部手写,写了有十几斤。”现在,她的愿望是把书写完,然后继续靠体力劳动维生。


“改邪归正”的杀马特

在努力追求“国际化”和“时尚”的小镇青年中,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杀马特”的群体,这个群体规模庞大、流派众多,有达人家族、视觉系、残血和王子世家四大家族。

他们顶着造型夸张、颜色鲜艳的头发,穿着明星同款山寨名牌,在身上贴着各类文身贴。“杀马特”三个字,至今仍被用来形容乡镇年轻人盲目追求时尚,“不土不洋”甚至有些“辣眼睛”的穿着打扮。

人们如果在网上搜索“杀马特”便可以查到一个叫罗福兴的人,他自称“杀马特教父”,曾在2008年一手掀起了杀马特浪潮。

罗福兴不厌其烦地接受媒体采访,向观众述说杀马特的故事和理念,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他的人生选择也成了杀马特现象的典型研究案例。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图片来自Sir电影。

从穿着造型来看,罗福兴符合人们对杀马特的一贯认知,但他的出现却引发了众多杀马特元老的愤怒:“他不可以说他是视觉教父,他是个元老,但不出名的。”

回忆起杀马特家族最辉煌的时候,安文轩不无怀念。作为达人家族创始人,安文轩曾掌管着二十多个不同功能的QQ群,其中有五六个分系,全家族上万个成员听命于他。

安文轩的家族有着明晰的层级制度和着装要求,宣传、管理、审核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平时成员们在群里聊天,分享穿着打扮心得,或交流各自的生活日常。有人所在的工厂缺人,他们也会在群里通知,互相介绍工作。

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大多雷同。他们从小镇来到城里打工,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只能带来微薄的薪水;租住在拥挤的群租房里,墙面在大风天气时甚至会晃动;记在墙上的房租和水电费,时刻提醒着他们现实生活的压力还在步步紧逼。

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家乡,外面的世界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急于融入。

于是,时尚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异化,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有限的钱努力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洋气。外形的改变直接增加了他们的自信,让他们忘记窘迫的生活,在城市里抬头挺胸。

底层青年在杀马特社群里用时尚抱团,树立了非凡的雄心。安文轩说,“我们的目标是席卷各省,引领中国的潮流。”

然而,他的满腔壮志很快便夭折了。家族在2010年前后遭遇了三次反杀马特风潮——QQ群被黑,水军大量涌入,正常的对话无法进行,网上出现了大批反杀马特的帖子和评论。最后,安文轩不得不以关群作罢,杀马特家族也逐渐销声匿迹。

安文轩将当时的情形归因于城里孩子对他们的嫌弃,“城里人”视他们为脑残,要将他们彻底清除。杀马特们既无经济实力,也没有计算机技术,最终只能投降。

后来,安文轩入伍。再后来,他退伍并加入了一个野营俱乐部,在那里,退伍老兵们通过组织拓展训练赚钱,并积极参与到义务救援中。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

两年的部队生涯,可以说是安文轩重归主流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战友同甘共苦、朝夕相处所积累下的感情,让他感到建立在网络上的杀马特家族的友谊似乎不太真实;杀马特文化本身有些颓靡,义务救援工作则让他感受到了更高的人生价值。

出现在镜头里的安文轩剃了平头,戴普通的帽子,穿着简单的T恤衫和牛仔裤。这个故事非常符合不良少年改邪归正的模式——曾经的杀马特家族创始人,如今从身体到认知都进入了一种更加符合主流价值的状态。

他成了一个好青年。

但安文轩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辉煌时刻,他仍是战友中最时尚的一个——他引以为傲的过去和牛仔裤上的大洞一起,时刻提醒着周围的人,他曾一呼百应,曾和很多同龄人一起立志引领中国的潮流时尚。

就是这样珍贵的回忆,却被突然冒出来的罗福兴破坏了,“是百科那里他动了手脚,然后现在上边的信息都是他的,不该做的手脚也做了。以前我们的事基本上都被覆盖了。”

曾经元老圈里默默无闻的罗福兴,如今已经是公众眼中的杀马特教父,当年安文轩们打的“天下”,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局外人眼里,杀马特无非是一个形容词,谁是杀马特教父,谁是元老,它有什么历史,这些并无所谓。曾经的杀马特元老们如今不也“改邪归正”了吗?但对于安文轩们来说,那是不可替代的光辉岁月。


在人群中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邢维和团队用半年时间制作出《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邢维想要知道,当媒体大军不再狂轰乱炸,这些“过气网红”们如何看待镜头?

庞麦郎先是把邢维当作自己的宣传团队,熟悉之后乐于让他拍摄自己的生活;范雨素将邢维视为与自己相互吸引的量子,传递出“不想被任何人关注和绑架”的声音;安文轩则希望能借助拍摄为元老们“正名”。

无论他们的想法能否实现,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不再被动地做标签化的消费对象,而能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面对记者和镜头,表达期待与需求。

事实上,即使是最红的时候,这些小镇青年们都不曾真正掌握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媒介场”具有神奇的作用力,极易直接把他们的个人特征融化在社会群像和主流价值评判中,而他们却没有同等的反作用力。

时代和媒体赋予他们什么,他们就是什么,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他们是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

邢维感叹杀马特们的“生不逢时”:假如几年前的社会像今天这样能够平等接受走在马路上的Cosplay青年,能够不动辄把文身、抽烟、染发和不良少年划等号,那么杀马特们也许能继续自己的时尚梦。

如果要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宽慰杀马特们,则可以说:在社会对非主流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他们既是牺牲者,也是贡献者。

纪录片在小镇青年的人生故事中突出了舆论场的存在,媒体的图像和画外音在片中反复出现,其中有对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们的热议,也有北京火灾等与打工群体紧密相关的大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共享经济这些看似偏题的热点也出现在了片中。

邢维和许多新闻工作者一样,习惯从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中思考问题,重视为每一个镜头元素寻找支撑。

这使得片子常常会“荡”出去一笔,也让人反思:人们在探讨青年文化时不会忘记结合国内外最流行的事物,那么在看待小镇青年的故事时,如果只局限在城乡二元化、农民工、阶层流动这些议题中,是不是反而淡漠了青年拥有的多样选择?

事实上,无论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们是继续坚持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还是回归主流,他们的选择都无关对错。

当社会开始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就不需要再过度强调谁是庞麦郎,谁是范雨素,谁是杀马特,因为他们只是自己。

片子在最后一集末尾,用契诃夫的话回答了片头提出的问题:

《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剧照。



延伸阅读二


滑板鞋之后,庞麦郎去哪儿了?


本文转载自2018年10月6日“三联生活周刊”(lifeweek),不代表《财经国家周刊》观点。

2014年,陕西宁强县的乡村青年庞麦郎因一曲《我的滑板鞋》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对象。那首歌方言浓重,缺乏节奏,但上到都市丽人,下到村中二狗,都能哼唱几句。贾樟柯也发博说这歌唱哭了他。在被聚光灯打到之前,庞麦郎还是KTV中给人切水果的一员,他泥土味的形象和国际化的包装形成一种怪异美感。但刚品味飞黄腾达的感觉不久,庞麦郎又迅速因负面新闻沦为网民群嘲的对象。

身份造假,违约逃跑,操着陕西口音的他非咬定自己生于台湾,84年的他却声称自己是90后。庞麦郎成名后的一系列奇怪举动被媒体曝露。有人围攻他虚荣势利,农民工猛变大明星,一时找不着北;有人却心疼他是时代病人,称他打破阶层壁垒,是误闯繁华都市的乡土兄弟。腾讯甚至邀请作家和乐评人参与辩论,高问庞麦郎到底有才还是有病?

比成名更快的是关注的消退。经受不住指责的他逃出了大众视野,没能收割风口的红利。网民们围观的口味变化迅速,没有更新的料出来后,他由上海回到西安,默默几年,又回到了家乡的村子。

4年几近沧海桑田,无人追捧的庞麦郎一直在进行Live House的巡演。饭桌上我问起他的年龄,庞麦郎顺滑起身,再次重申:“我是90后。”在媒体将他拆穿得如此精光,网友比邻居更清楚他的家庭成员后,庞麦郎依旧坚持4年前几乎一切的说辞,甚至更为坚固。


乡下人约瑟翰·庞麦郎

见到庞麦郎是在钟楼,9月23日,他“真棒”巡演的西安站。我从车上下来时,他带着一个被洗坏颜色的旧口罩,穿着迈克尔·杰克逊经典装束中的黑鞋白袜,在人堆里等我。9月份的西安还有暑热,庞麦郎讲话声音细小,透过口罩更难听清,但他不愿摘掉,说别人会认出自己。

庞麦郎有首歌叫《我将停留在哪里》,里面有句歌词:“那是一个夜晚我离开了故乡,那是一个夜晚我在海角天涯”。2013年,立志成为迈克尔·杰克逊的庞麦郎拿着打工挣的6000多块和十几首歌到北京找前途。在此之前,他在汉中KTV切果盘,没客人时他们可以进包厢点歌。庞麦郎偶然点到迈克尔·杰克逊,觉得很潮,听同事说杰克逊一首歌可以卖几十万,便立志做中国最国际化的歌手。

来到北京,选秀落选,钱花光,庞麦郎包里塞着被褥在网吧和公园过夜。家人催他回去,直到他在网上看到华数唱片的小型选拔。庞麦郎去了,开门见山,“我想做一首国际化的歌曲”。正要被公司赶走,运营总监潘嘉霖拦他下来。潘嘉霖觉得这个人“够土,够屌,有话题”,符合娱乐化的市场,他决定让庞麦郎试唱。唱技全无、吐字不清,但又带点纯真,潘嘉霖一阵狂喜,决心包装这个坚称自己叫“约瑟翰庞麦郎”的草根。

运作半年,《我的滑板鞋》和庞麦郎如愿火了。2014年7月28日,庞麦郎收到虾米音乐发来消息,要采访他。那时B站上漫传庞麦郎的鬼畜视频,歌曲被说成“洗脑奇葩”,庞麦郎一天百度指数增长284%。华数唱片很快和他签约,陆续预定30多场商演。

如果持续推广,庞麦郎将会在未来参加节目,接受采访,以此扩大名气,再通过线下演出赚钱。热度维持的情况下,庞麦郎有可能稳定流量,打造人设,形成品牌。这也是华数的设想。但庞麦郎的两次“逃跑”改变了情节。

与现在的经纪人小白刚认识时,他们进行过一次长谈。小白92年,高中学历,也是陕西人。长谈中庞麦郎解释了自己的第一次逃跑。在华数与自己签的合同中,演出收益二八分,违约金却要八百万。“相当于签了卖身契给华数打工”,而且庞麦郎当时被安排在北京地下室,住得憋屈。庞麦郎没打招呼,走了。小白觉得“庞麦郎这人,谁都能欺负他。”公司随后因庞麦郎违约将他告上法庭,庞麦郎没应诉,被列到失信人名单,不能坐飞机和高铁。

毁约后的庞麦郎开始自己包装自己。他对外宣称年龄是90后,坚称自己来自台湾。这一包装促成了庞麦郎的第二次逃跑。

当时,有媒体看中庞麦郎的古怪与热度,采访报道了他。他的真实年龄,村中住址,以及他生活习惯中抖落的头屑都被悉数列出。文章出来后,网上大肆讨论“庞氏骗局”,说他农民工猛变大明星,膨胀。

庞麦郎给记者打电话,希望删除,没人接。“互联网上怎么可以骂人呢?”庞麦郎把骂他的评论点了投诉,希望“有关部门处理一下”,没有结果。随后,他逃出大众视野。

逃离舆论风口的庞麦郎散心去了台湾,想象中的家乡。提及台湾,他评价,“我们同胞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他住千元一晚的酒店。“很高端,什么都是自动的,马桶不用自己冲。”花2000买了套红色西服,成为他日后的微信头像和专辑封面。

“如果没之前的负面报道……”,庞麦郎遗憾。他还主动跟我解释自己没有头皮屑,“有头皮屑让观众感觉我很低级”。在庞麦郎的逻辑里,自己成名是因为国际化的包装和前卫的创作,而沦落则是因为媒体拆穿了他只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乡下人。

与行为举止不同的是,庞麦郎的歌里却常出现乡土意象,在他创作的歌曲《我要打败你》里写到“你可怜的样子很像我家养的猪”。小白说,庞麦郎特意为自家的猪圈设计过顶棚。“你家养猪了吗?”我问。庞麦郎嗯嗯呀呀了一会儿,回答,“不养猪”。


“过气网红”重返舞台

2014年是庞麦郎始终想要重返的黄金梦。

4年前,庞麦郎在昆明露天舞台上唱《我的滑板鞋》,万人站在台下,观众调侃高呼“巨星”,那是他最火时。现在,庞麦郎在西安小型的livehouse里唱,配了自编的骑马舞,双脚交错起落。演唱结束后的隔天庞麦郎坐车回村,收庄稼。

自从认识经纪人小白后,庞麦郎一直在做Live House,偶尔也给商家开业或公司年会站台。Live House现状不好,惨淡时只能靠花呗贷款支付场地费。日常演出的信息被庞麦郎发在自己17万粉丝的微博上,评论说他“过气网红垂死挣扎”。

庞麦郎微博截取

聚光灯看似随意地挑选目标,作为名词,庞麦郎已经陈旧。上月,男孩小吴被理发店宰客后通过采访维权,视频里的他却因长相个性被网友做成表情包,疯狂流传。在中介公司卖房的小吴随后代言广告,参加综艺。庞麦郎不知道小吴,聊天时也从不用表情包。或许与他经历更近似的是刚火的“面筋哥”。农村歌手程书林在选秀时唱了一首《烤面筋》,“面筋哥”长相粗犷,表情夸张,歌曲取自卖面筋的经历,在网上被改为鬼畜,程书林随之收获抖音粉丝500万。媒体评价:第二个庞麦郎。类比虽不准确,但4年间,庞麦郎由名词变成形容词,如凤姐象征“博出位”,范雨素象征“底层”,庞麦郎也象征了点什么。

与歌迷合影,图片来自庞麦郎微博

小白描述对庞麦郎的构想时,容易陷入一种遥远的迷醉。小白质问,成都小甜甜只对着镜头说了句“男朋友养我带我吃饭就行”,这都能火,小米手机找她代言;“庞麦郎起码有自己的创作。”小白计划让庞麦郎重新翻红,代言滑板鞋,庞麦郎家乡宁强县有一种特产叫核桃馍,代言核桃馍也行。现在短视频正火,让庞麦郎开个账号,做广告挣钱是一句话的事。他计划把庞麦郎打造成励志典型。

两人没有启动资金,庞麦郎想搞体育馆级别,小白建议先从Live House做起。第一场演出,小白自己设计海报,俩人半夜偷跑到街上贴。海报里的庞麦郎踮着脚,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跳舞的姿势,小白特意在海报边加句话“如果你不曾看到我的努力,请不要亵渎我的梦想”。演出结束后,小白给场地方多塞2000块,希望对方提携提携,给些资源。记者来访,小白请吃饭,说“姐,把他写好点。”

庞麦郎对小白的付出却带有一些怨言。比如他抱怨,小白去现场时老拉着行李箱。“我们又不是去打工的,拉什么行李箱”,破坏了国际化形象。他嫌弃小白总是短袖长裤,穿着过于简单。更重要的是,“他应该顺着艺人的想法来”,和庞麦郎劲往一处使,为重塑国际化而努力。

LiveHouse做了三年,密集时1月安排20场,小白微信里的媒体加了不少,挺大牌。钱却越做越少。我问庞麦郎“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怎么办?”连问三遍,庞麦郎也不愿做假设。

他将更多时间用在歌曲打磨。巡演去新城市,小白兴冲冲带着相机拍照,庞麦郎窝在宾馆不出去。有时他猛地从床上蹦起来,嘴里念叨一句什么,小白吓一跳,庞麦郎说是新想的歌词。网吧依旧是庞麦郎解闷的去处,他调取自己过去演出的视频,反复看,琢磨怎样能更有舞台表现力。谈到新歌《甲号街的夜曲》,庞麦郎颇为抒情地对我解释,窗外下着雨,雨打枫叶,“这是为了塑造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蜡笔小新》,改了3年。灵感来自庞麦郎小时看的日漫,“蜡笔小新他只是一个小孩,我很欣赏但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他”,创作完后他觉得档次低,先是把蜡笔小新改成页利桑瓦,最后改成门圣页利金。

庞麦郎微博截取

小白被庞麦郎的坚守感动,第一场演出他看到庞麦郎在台上卖力歌唱,自己跑到后台哭。但小白也指责庞麦郎,他缺乏契约精神,活在自己的世界。庞麦郎常因票房过低想要罢演,而场地方的宣传和预售已经发出。常年相处让小白掌握了独特的谈判技巧。打算爽约,小白就说演出不去要交违约金,算下来上百万,庞麦郎听后怕了。想要庞麦郎合作做某事,小白就搬出大佬的名字,“这是和百度合作的”,庞麦郎上网一搜,确实厉害。

2018年,《中国新说唱》曾找过庞麦郎,希望他参加节目。这个节目在当时成为现象级。庞麦郎拒绝了。原因是节目名字不好,“说唱”局限了自己的发展,他将来要尝试各种曲风。小白试图让庞麦郎注册短视频账号,并提前联系好推手资源,庞麦郎也拒绝了,他说要警惕互联网,至少在百度百科没把他从84年出生改成90后之前,他不会投入互联网,舆论风气不好。

小白交友广泛,除庞麦郎外,还有其他搞演艺的朋友。阿朵是其中一个,特型演员,模仿杰克逊,演出范围在村镇县城,有时也给婚丧嫁娶站台。演出的套路里阿朵总介绍自己是刚从央视录完节目,表演结束后说还要回CCTV。这个谎出奇地容易被拆穿,但村民听后都很高兴。主事的人脸上有面了,看戏的也可以回去给家人吹嘘。站在村民中看阿朵演出,小白似乎有点明白庞麦郎对“国际化”的执念。

图片来自庞麦郎微博

采访后,我们随手拍了张合影,庞麦郎拿过我的手机,仔细检查自己的形象是否有误。第二天有演出,晚上我送庞麦郎去了酒店,在市中心,他解释说明星一定要住在繁华地段。走到门口,布丁连锁酒店的黄色招牌在夜里亮着。